南方周末：你一直在提倡大学通识教育，不知道有没有意愿在大陆办一所高校，从体制上让这个理念落地？

刘炯朗：也许你期待我的回答是愿意或不愿意，并不是那么单纯。大学的教育跟高中的教育有非常密切的连贯性，我有意办一所高校，但办一所高中也同样有挑战性，同样有意义。

办一所高校，有很多项目要做，目前讨论最多的是通识教育。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大学教育跟职业教育、专才教育绑在一起。现在发现，当社会、经济环境、全球化的动力把我们往前推时，大学教育就必须跳出狭窄的视野，培养的学生可以做领导人，是一个有学问、有道德、有用的人，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做出贡献。

我们希望学生有创新能力，有领导能力，有口才，有聆听的习惯，有幽默感。怎样做？就是三个字，多读书，读很多有用、有趣的书。这就跳出了专业范畴，通识教育扮演这个角色。

通识教育不是跟专业教育背道而驰，不是互相争夺资源、地盘，而是相辅相成。千万不要把通识教育看成点缀的功课。

大学教育是通才教育，有两个层次，一是除了专业，还要学很多不同的东西，二是对自己的专业有非常广的背景和基础，深入的专业研究可以在硕士班、博士班里继续往前走。

南方周末：具体落地要体制保证。比如，北大有元培计划，中大有博雅学院，武大也有实验班。有的不尽如人意，如北大元培，在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之间有很大张力。低年级选很多课，三四年级分流，融入其他专业，会出现不衔接。这要整个学校的力量重新设计课程，需要校长的主动性，一个院系的力量往往不够。你会怎样设计？

刘炯朗：专业跟通识齐头并进，也许目前碰到最大的问题是通识教育拿去了专业教育若干时间，学生专业训练不够，将来不能马上帮企业做他们期待的事。

其实，在本科，专业训练也应是通才训练，是基础训练。我学资讯科学，里面有很多专业领域，但最重要的是在本科时段，给他们打好非常广的基础，这样他们毕业后到企业可以深入了解企业的要求。有位非常有名的教授跟一个企业老板讲，假如您要的是今天报到明天就能帮您从事生产设计的人，这肯定是一个十年后你不要的人。

我也希望企业能体会到这个理论，他们希望从我这里得到的不是很小很小的一块钻石，而是很大的一块已准备好但没有完全雕琢的美玉。

南方周末：这种可以不断的自我学习、自我突破的人，这要教育家、企业家一起朝这个方向走。你在台湾清华大学做过四年校长，在美国有四十多年从教经验，你认为做大学校长最重要的是什么？

刘炯朗：在一个电视节目上，主持人问三个观众：您觉得什么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发明？一个说是电视，可以看到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的事。第二个说是飞机，可以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第三个说是热水瓶。主持人讶异地问为什么。他说：当我们把热东西放进去，它保温，把冷东西放进去，它保冷，你要告诉它，它自然就会做对。这不是很了不起吗？

有人问一个大学校长，你们学校了不起，把有文学才华的人培养成文学家、艺术家，把有科学才华的人变成诺贝尔奖得主，把有体育才华的学生变成杰出的体育运动员，请问您的秘密是什么？大学校长说，大学就像是一个热水瓶，作为校长，唯一要做的就是提供非常好的环境，让学生跟学生、学生跟教授、教授跟教授互相激荡，让他们彼此学习、一起进步，自然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学。

南方周末：对教授和学生，大陆有很多考核，同时高校有副部级、省厅级等行政级别。这种情况下，怎么去从纯学术的角度进行评价？

刘炯朗：考核问题，也可以有很好的答案。在一个庞大的机构里，必须有公平的眼光去做判断，学生考试、教授们升等，大家必须觉得公平客观。

不光大陆，在很多地方，公平客观往往被简化成一个数字。学生要进大学就看高考分数，教授升等就看SCI的论文数。这可以参考，但不能全靠数字。

学生进大学，教授升等，善用可以有的数据，但必须加上客观的判断力。不是说今天完全不用考试分数，完全不看论文数目。论文数目已有很多改进，要看论文影响力、专家判断。这需要彼此的互信。假如被考核的人觉得考核的人的确客观、公正，而且也有充分的经验去做无私的决定，大家会觉得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决定。

南方周末：怎么把这种公正无私的考核变成一种制度？建立学术共同体？

刘炯朗：就是靠风气。我非常运气，在我受教育的过程里，有四个我心目中一流大学，台湾的成功大学、清华大学，美国的麻省理工大学、伊利诺大学香槟校区。在这些环境里，有一种学术共同体的风气。当做判断、考核时，假如以前的做法客观公正，我们就会跟着客观公正。

校长、比较资深的教授们，有责任扮演一个榜样角色。办教育并不能一蹴而就，风气可以建立起来。

南方周末：风气可能是某种共同的学术传统，教育家的作用非常重要。如果学校不是完全自主办学，外部有一些跟学术关系不大甚至相反的考核标准，可能就需要更广范围的改变。

刘炯朗：当然，除了内在环境的影响外，也会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在一个不很容易改变的大环境里，要适应这个环境，也要改变这个环境。但有些基本原则、基本的观念必须坚持。

南方周末：政府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刘炯朗：政府包括很多不同的部门，很多面向，可以扮演支持鼓励的角色，建立互信的互动。大学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决定，一定有理由。有时，学校也应理解，政府提供的意见、规范也是深思熟虑的。若大家都是为了把一个学校办好，那就不会冲突，而是互相帮助，互相提升。

南方周末：学校申请项目、申请博士点，需要一个评价机制，怎么样保证它是从学术的角度出发，没有从实际政治或人情的角度去做决定？

刘炯朗：的确大环境有过去的历史和经验的影响，但我们也有理念和目标，一定要慢慢调整，走到最想要走到的地方。

南方周末：在台湾“国立”清华大学，教育部门跟你是一种什么关系？

刘炯朗：我在清华大学当四年校长，每年教育部门给我一笔预算，在这笔预算下，我尽量做到最好，同时我也争取别的资源。在我的记忆里，从来没有一个我觉得应该做的事情，没有达到结果。

南方周末：这笔预算需要你去争取吗，还是每年都是法定的？

刘炯朗：说起来有一点惭愧，这笔预算在过去很多年都相当稳定，也不会删减，去争取，可能增加一点点，增加很多是不可能的。其实这是最好的例子，一方面在已有的资源里我尽量做到最好，一方面我要说服政府、社会大众，高校需要你们支持的，想办法给我们多一点资源。

南方周末：校长运用资源有充分自主权？

刘炯朗：编预算时，我不可能把付电费的钱拿来请客，或把建筑的钱来付教授的薪资。我的预算相当紧，也没有很多可以动的空间。省一点用在文具上的钱，也不能给教授们增加很多薪水。当我有很多钱，电费、买文具、付薪水都用不完，才有空间可以调动。但没有非常大的空间。当然这也是预算的用意和精神。

南方周末：这笔预算还要提交给比如理事会或政府最后做决定吗？

刘炯朗：在台湾是学校编预算，要送到“教育部”，经过“立法院”做最后决定。的确变动空间不大，我从来没遇到很大的失望，也许有一两次小小的惊喜。

南方周末：你觉得哪位学者非常优秀，希望引进来，程序怎么走？

刘炯朗：要到清华大学当教授，有三级三审过程，系、院、校，这位候选人必须通过这三个教师评审会，才能被聘任为教授。

首先三个评审会都会搜集客观资料，在学术界、一流的大学，这种资料可以搜集到，相当可靠。某系要邀请一位教授来，不同领域的教授或有不同看法，很正常，作为系主任、院长、校长，就可以协调。系主任、院长、校长在学术上得到大家的认同和尊敬，发表的意见，只要公平、客观，大家一定可以接受。

当然校长最后有下决定的权力。但假如整个机制非常顺，校长很少把同意改成不同意，把不同意改成同意。

南方周末：你怎么知道院长的决定正确，有没有得到大家认可呢？

刘炯朗：校长不但没有超人的智慧，也不可能对所有领域都有深入了解。首先校长对整个机制要有信心，校长也希望影响这个机制的成熟和进步。当然校长要看到每个决定的过程，可以看出是不是都同意，是不是客观公正。没有一个人能够做绝对正确的决定，没关系，在一个好的大环境里面，错误的决定，不管是小小的，还是大大的，是可以改正过来的。

南方周末：前提是所有工作你都有记录可查，程序和标准非常详细。那么，谁来评价你的工作？

刘炯朗：我的学生，我的教授，然后我在学术界所有的朋友，最后是我自己。

南方周末：需要向一个具体的机构述职吗？

刘炯朗：在台湾的高校里，目前的机制是校长一任四年，四年之后可以续任一任，在较少的情形下可以续任两任。续任有固定的机制，由教授们组成校务委员会来决定。不同的学校，委员会运作的方式不一样。有些学校也可以成立一个评估校长的委员会，有外面来的委员。我在清华大学任满四年后，年龄已超过65岁，所以不能参与续任这个过程。

南方周末：你谈到有兴趣办中学。大学教育和中学有个衔接问题，大陆就是高考指挥棒，很多孩子小学、中学十二年都在为高考读书。理想的招生模式是怎样？

刘炯朗：高中教育跟大学教育是连贯的。在较古老的欧洲教育制度下，“通识教育”是在高中完成的，到了大学就是专业教育，好好准备怎么去做一个工程师、医生了。

我高中毕业时，也看到过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招生的考题，吓死了，一题都做不出来。首先我同意高考制度的存在，为了公平，必须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范围和纲领，题目不能出在这个纲领以外。第二题目不能太难，最好的学生要拿满分，不错的学生起码能够拿到80分、90分。

但假如要选拔最优秀的学生，考试应该没有范围。在台湾，高考要么是一纲多本，一个纲领，很多本书，或者一纲一本，一个纲领，一本教科书。但大学、研究所是多纲多本，到了社会是无纲无本。

的确，今天的考试制度培养出来的学生受了一纲一本、一纲多本的影响，视野变得非常狭窄。很多年前，清华大学有一年的入学考试，国文题由陈寅恪先生出，其中有一题是对联，上联是“孙行者”，有少数几个学生回答出来，那时以为标准答案是“胡适之”，后来发现”祖冲之”也是一个好的答案。

后来有人问陈寅恪先生为什么要考学生对对联，陈先生写了一封信解释他的四个理由。第一，学生对对联可以看出他懂不懂得动词、名词、虚字、实字的分别，第二，可以看出他对声韵平仄的掌握，第三，可以看出来他联想思考的能力是有多丰富，第四，可以看出他对历史、对人文、对社会、对世界有什么了解。

从那么简单的例子就可以看出来，高考考试本身不是坏事，考试是教育过程里一个重要的工具，它帮助我们把学过的东西分析一下，不懂的把它弄清楚，把头绪整理出来，检讨过去学习的方式和态度有什么错误，让老师知道教书的方法和态度有什么要改进。以前，我们考试常常考一些完全没学过的东西！

但现在我们把考试变成一个制造数字的机器，然后用这个机器做各种决定。不要说机器不好，只能说我们没有善用这个机器。

南方周末：你赞同高校完全自主招生吗？比如陈寅恪先生是清华大学的教授，他可以出一套题目考全国所有学生，但清华的考题可以跟北大的不一样。

刘炯朗：自主招生和一起招生完全是一个技术问题。现在清华和北大已经有一点自主的空间，是不是？

假如每个学校单独招生，以目前的高校规模来讲，恐怕是非常庞大的工程，很多学生都希望参加五六个学校的考试！我觉得也没这个必要，可以有一个共同的考试，只要把这个考试的空间放得非常大，自然可以看出哪些学生可以去哪个学校，我并不觉得共同考试是一个缺点。目前在大陆、台湾看到的，是为了种种理由把共同考试变得非常狭窄。

南方周末：选ABCD等各种标准化的答案，是现在较常用的办法；太过主观的题目，可能遇到另外的问题。高校不完全是教育家办学，内部的治理机构也不完善，判分和录取可能会造成不公平。

刘炯朗：对。这有它的理由，为了公平、容易改卷子。

南方周末：相比大学，中小学学生似乎更应全面发展？

刘炯朗：既然在大学里应该文理并重，在小学和中学更应文理并重。为什么到高中会分文理？是因为学生的兴趣，还是因为目前的考试制度硬把它们分开来了？高中时每个学生都应学国文、英文、物理、化学，他们的能力绝对可以应付过来，只不过今天的考试制度说，某些学生可以不考数学、物理，他们就不读而已。你给他机会读，而且读了不影响升学，他依然能够读得出来。

小学和初中，读书的内容是不重要的，中小学教育是培养学生读书的习惯、读书的态度、发现读书的快乐。你给我一个爱读书的学生，到了高中、大学，我一定可以把他培养出来，成为一个人才。

南方周末：能和家长、孩子们分享你是怎么做到文理均衡发展的吗？

刘炯朗：我常说，我是一个不中不西、不文不武的人。在美国住了40年，是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中国读书人。我学的是电脑科技，但我对文化，尤其是文学和社会历史有很大的兴趣。

我4岁从广州搬到澳门，在澳门完成小学、中学教育，在蔡高学校。那时没有念大学的可能，没有升学的压力，但我们在老师的诱导、鼓励下，都非常努力读书，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学校的确是培养我们非常广泛的兴趣，文和理是并重的。我也不知道要考物理，还是考国文，我这两个都念，这的确是我个人的经验，到今天还受用不浅。

那时，不但就读书态度跟方法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很多东西，特别是中国的诗词古文我现在还记得。写文章、演讲，我讲到诗词、国文，有人很客气地恭维我为什么你中文的底子这么好，我说这都是我在小学、在澳门蔡高中学打下的底子。

南方周末：天性要自由发展，但要有一个比较宽阔的出口，如果在高考环节卡住，天性就会扭曲了。

刘炯朗：是，现在是不考不学，不考不教，的确要慢慢打破这个做法。

南方周末：是不是要有充分的社会自由办学空间，有各种各样办学理念出来，中小学才有足够选择空间？

刘炯朗：选择的空间不见得是一个最有效的答案。很多年前，台湾看到升学的压力，就说要广设大学，但广设大学不能解决压力问题。以前是僧多粥少，是不是可以改成僧多粥多？但当僧多粥多时，有人就问僧多佛跳墙少，那是不是可以改成僧多佛跳墙多呢？极其优质的教育，总是稀缺的。

光是很多选择，不见得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教育心态、社会心态要改变过来，教育的环境和具体做法要改变过来，整个社会气氛，从家庭到学校、到政府、到公司，都要让人的天性自由发展，那才是最基本的改进。
[文章来源：南方周末 2013-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