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应该养成思想者的头脑和哲学家的精神，敏锐捕捉教育中出现的问题，深入思考教育的本质。

    ■张晓峰

        教育家办学是教育发展的时代诉求。民国时期教育家灿若群星，涌现出陶行知、张伯苓、廖世承、经亨颐、林砺儒等一大批教育家。他们的成长历程和办学实践，对今天教育家的成长具有重要的启示。

        做拥有教育智慧的博学者

        校长作为一校之长，站在教育改革最前沿引领着学校的发展，理应精通教育教学与学校管理，更要广泛涉猎各个学科，养成丰富的知识结构和深厚的人文素养，做到学识渊博。唯有博学，方能养成开阔的视野和宽广的胸襟，方能从多个视角观察、思考教育问题，沉淀教育智慧。

        民国时期，许多教育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学贯中西，会通古今。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具有或长或短的海外留学、教育考察经历，接触大量的新知识和新思想，并深谙世界教育发展的趋势。得益于开阔的视野和广博的学识，陶行知在办学的道路上取得卓越成就，并积累了丰富的教育智慧，其生活教育理论就是这些教育智慧的结晶。张伯苓亦博学多识，既熟稔中国传统知识，又沐浴西学的洗礼，这种经历使他得以突破传统儒学的束缚，眼界更为开阔，作为当时新式学堂的南开中学就是由他建立起来的。

       然而，当前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是，校长承担的职责和角色过于繁杂，总是处于忙碌的状态，其工作实践呈现出支离破碎的特性。这令校长很难静下心来认真读书，也很难有时间和精力对学校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不利于校长学识素养的累进和教育智慧的生成。为改变这种状况，校长要践行分布式领导，让学校组织成员分担职责和领导职能，从而抽身于繁杂的工作，为提升自己的知识素养和文化底蕴提供良好的保障。

        做把握教育规律的研究者

教育家办学的一个核心要义是坚守教育的本质，遵循教育的规律。校长要成长为教育家，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就是不断增加对于教育的认知，把握教育的本质和规律，探究教育的未知世界。

民国时期，在担任中小学校长职务的人当中，有不少人同时也是教育学者。他们将教育研究者的角色带入到校长工作岗位上，在办学实践中潜心钻研教育，并将研究发现用于指导办学实践。他们有的一边在大学从事教育研究工作，一边以大学附属学校主任（即校长）的身份管理着中小学，如廖世承办理东南大学附中，林砺儒办理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就属于这种情况。有的则是先在大学从事教育研究，后辞去大学教职进入教育实践领域耕耘。如陶行知曾执教南京高师，后辞职创办南京晓庄学校。而另外一些人如经亨颐虽然没有任职大学教授的经历，但其教育实践同样充满着研究印迹。正是得益于这种既是研究者又是实践者的双重身份，他们中的许多人成长为著名的教育家。可以说，养成研究者的素质、践行研究者的角色是教育家成长的必由之路。

    当然，与大学或研究机构中学者所从事的研究不同，中小学校长和教师对于教育的研究更多是一种行动研究，着眼于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广大教育工作者必须扎根于现实的教育沃土，直面教育实践中的一个又一个问题，在实践中研究，在研究中实践。在这一过程中，既解决了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又获得了对于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从而成长为教育家。

        做创造卓越成就的实践者

        教育是一项实践性极强的活动。若要成长为教育家，校长不仅要致力于教育认知上的增进，还要做一名教育实干家，在办学实践中不懈探索。

        民国时期的教育家大都植根于教育实践的土壤，他们的教育实践充满着探索和创造。对于教育家，陶行知曾做过这样的诠释：“一是敢探未发明的真理，二是敢入未开化的边疆。”陶行知也是这样要求自己并身体力行的：他创办南京安徽公学、燕子矶乡村幼稚园、晓庄师范学校以及重庆育才学校，进行各种实践探索。陶行知丰富的办学实践，既为其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又是其实现教育思想的试验田。而廖世承之所以成长为教育家，也离不开他对教育实践的探索，在学制设置、学级编制、中学分科选科等方面做出开创性举措。他在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不在于如陶行知一样提出系统的教育理论，而在于他深深扎根于教育实践，在一个个具体的实践课题中提出许多独特的、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和观点。

        当前，一些校长只是延续学校的既有做法，满足于学校不出乱子，却很少主动探究学校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很少积极谋划学校的未来发展，更无意推进学校的变革。而作为实践者的教育家，应该具有敏锐的时代洞见，富有创新精神，根植于教育发展的时代命题和现实土壤，勇担教育改革和探索重任。

        做养成办学理念的思想者

        办教育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学校所面临的环境是复杂的，教育的过程是复杂的，教育的结果——既包括显性的，也包括隐性的——也是复杂的。要把握复杂的教育现象，教育家必须扮演思想者的角色，具备独立、系统的思考能力。

        民国时期，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新旧思想激烈冲突，并促成了教育思想的活跃。陶行知既反对“沿袭陈法”，亦反对“仪型他国”，在批判继承古今中外教育思想的基础上，总结自己的教育实践经验并加以提炼，创造了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为核心的生活教育理论，从而成为教育思想上的大家。廖世承在办学实践中，对中学的学制、教育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方法以及师生关系等问题都提出过深刻见解，这离不开他作为思想者对教育现象的深刻洞察。

        当前，照章办事、按图索骥似乎成为许多校长的典型工作特征。他们疏于对教育现象的细致观察，缺少对教育实践的深入思考。作为必然的结果，校长很难及时发现办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更难以形成对于教育问题的独立见解，而自身的专业成长也因此止步不前。教育家应该养成思想者的头脑和哲学家的精神，敏锐捕捉教育中出现的问题，深入思考教育的本质。唯有如此，才能立足当下，解决学校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个实际问题；才能高瞻远瞩，把握学校发展的方向和目标。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现代校长研修中心副教授）

    来源：中国教育报     2014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