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宣传片抄袭门事件引发舆论广泛关注，我无法给复旦提建议，但仍可用传播学或者舆论学对此事作些分析。

先说责任主体。宣传片是一个内容产品，复旦属于定制方。无论是外部邀标，还是内部委制，复旦大学都是甲方，甲方出钱买了一个内容产品，出现抄袭，甲方是受害者，乙方——制作单位（摄制组或制作公司）才是责任主体。大学是教育机构，不是内容生产机构，术业有专攻，它的宣传片也要请专业人士来制作。

我们知道，甲方要委托别人去制作内容产品，那是因为自己不专业。因此，要让甲方在事前审核出乙方的抄袭行为，通常来说是很难的。即便是一个宣传片的音乐，要让并非专业人士的定制方在数以亿计的音乐中比对出定制的产品没有抄袭，概率是很低的。法律给予定制方的保护，一般不是事先审核的权利，而是事后追究责任的权利。

为了更好地说明情况，我们不妨把这个事件的舆论主体置换一下，假如一个公司在庆祝其110年厂庆时，定制的宣传片是一个抄袭产品，非但不会出现千夫所指，人们甚至会同情这个公司，受伤的是公司自己，人们干嘛要让一个受害者向社会道歉。

如果抄袭的是学术产品，复旦作为教育和学术机构，是学术产品的提供者，当然要负起全部责任。口水把它淹死，一点都不冤；但****的内容产品，复旦只是定制者，为什么会卷进舆论风暴？如果复旦定制的不是宣传片，而是一套设备，最后发现是假的，你是呼吁复旦要道歉呢，还是鼓励它去追究责任者的责任？

为什么公司可以，大学不行？为什么设备可以，宣传片不行?为什么一个受伤的大学要替伤害她的对象蒙羞？舆论到底怎么了？

再看责任对象。你见过一部小说、一首诗歌、一部电影、一首音乐注明过创意出处吗？回到事件本身，如果复旦宣传片片尾注明自己的创意来自东京大学的宣传片，你叫复旦情何以堪？你还不如叫复旦别做宣传片吧！

抄袭就是抄袭！但复旦宣传片的制作人可能不这样认为，他觉得不过是用A的模式，讲了一个B的故事，事实上，这样的做法在电视界、广告界司空见惯，这个A指的就是国外，甚至是韩国，这个B就是中国一个个案。整个国家的文化创新不足，用这种方式抄袭（借鉴）国外文化产品的模式成为常态。就连中国纪录片的巅峰作品《舌尖上的中国》，也被指其爬树采蜂蜜的镜头****。

为什么在业界见怪不怪的运作模式，到了复旦大学，就万劫不复了呢？

学者肯尼斯·伯克提供的分析工具或许可以解释这个现象。伯克用戏剧的眼光来理解人类行为，人类始终存在着一种罪恶感，它常常来自我们在等级制度下的位置，但人们有选择的自由，他可以用否定来拒绝承认某人在社会等级中的地位，并选择两种不同的牺牲方式——归罪于己或归罪他人，来洗脱人类本性的罪恶感，从而完成救赎。

运用伯克的理论，沙利文和特纳两位学者解释了克林顿当选总统后为什么提名贝尔德做司法部长遭遇失败。人们发现年薪50万美元的贝尔德居然用2000美元的月薪，雇用一对非法移民夫妇当保姆和司机，照顾她的儿子，并且没有替他们交税。伯克的理论认为认同感和分歧，可以帮助人们减轻罪恶感。贝尔德和许多美国人具有同质性，因为儿童缺乏照顾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但贝尔德的巨额收入又与大部分美国人不同，这使得美国人既可以谴责她，又不会涉及自己。美国人通过这种归罪他人的牺牲方式，补偿着他们对儿童缺乏关心的罪恶感。

显然，抄袭门，使复旦成了文化缺乏创意、做事不讲规矩、做人没有底线现象的牺牲品。针对复旦的批评，常有这样两个逻辑：你是复旦，你怎么会这样？你是复旦，你怎么能这样？复旦和大多数人相同，又和大多数人不同。人们在批评复旦，其实也在批评自己，人们在谴责复旦的同时，也在减轻自己的罪恶感。

复旦就这样被摆在历史的祭坛，没有选择。无论怎样切割，都无济于事；无论怎样逃避，都适得其反。所有的公关理论和技巧到现在都苍白无力，复旦只有一个选择：自我救赎！

大学寄托着人们最后的良知，如果大学的良知都没有了，良知的火种就消失了。大学培养的是20年后的社会栋梁，人们可以容忍失去现在，却不能接受失去未来。

但大学并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它不可能杜绝丑闻。可大学的蒙羞，有自己的救赎程序：如果校方不做，教师会做；如果教师不做，学生会做；如果学生不做，校友会做……在这一次复旦的牺牲中，最令人感怀的是复旦校友的救赎，他们用自己的言行洗刷出复旦高贵的灵魂！

（作者为厦门大学教授）
   （来源：南方周末，2015年6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