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介绍]
在某市,有一类特殊的群体——陪读家长,他们多来自周边旗县甚至更远的地方,其陪读的目的就是让自己的子女拥有良好的学习环境,尽可能得到最好的教育资源。有的陪读家长只是在孩子高考补习这一年陪读,有的从孩子上高一开始,有的从孩子上初一就开始陪读了。当然,陪读现象并不新鲜,早已有之。但是,现在陪读队伍的规模和家长的重视程度却在发生着变化,往往父母亲自出马(为此向单位请假,工资被扣也在所不惜),不光照料孩子的生活,对孩子的学习甚至心理进行多方位的监护,可谓煞费苦心。
据《南国都市报》2009年7月7日报道,为了能让孩子进海南省海口最好的学校之一的某分校上学,三百多位家长通宵达旦在学校值班室外排队,等待领取的是一张能让小孩进入九小分校上学的《入学申请表》。另据中国江西网6月25日报道说载,今年江西名校某中再创佳绩,600分以上的考生达207人次。而我却有一个疑问,举全省之力的某中,这207人中,有多少是当地人呢?抚州市政府成立临川教育集团,将教育的行政权利下放,鼓励更多的优秀学生来校学习,既延续了一中的辉煌,也打造了一个教育界的“超级航母”。
[案例分析]
为何越来越多的家长加入到陪读队伍中?究其原由,不难理解。
首先,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旗县、农村的教育水平的确无法与大城市相比。现在的孩子多为独生子,是家长唯一的希望,只要财力、精力允许,家长是绝不能让自己的孩子在这条起跑线上吃亏的。看看现在的就业形势,没有理想的大学、理想的专业,将来就业就成问题,孩子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家长的日子也过不安生。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陪读家长都能收到预期的效果,但毕竟为孩子付出了、努力了,将来对自己、对孩子都算有个交代。再说了,有的家长认为,看着孩子身边的同学一个接一个地去大城市读书,家长去陪读,而自己不去心里不平衡,你能去我也能去。就这样,陪读大军就像一条河从小城镇流向大城市,浩浩荡荡,波澜壮阔。
其次,陪读也体现出家长的收入水平。如果家庭收入只够日常开支,又没有积蓄,即使想让孩子出去读书,也是有心无力,不能如愿。出来陪读是很费钱的,要租房子(也有经济条件好的家庭干脆为此在孩子学习的城市买一套房子),要重新置办一套日常用品费等等……总之,陪读是要有一定经济承受能力的。
为什么家长甘愿排队为孩子“申请入学”呢?小孩上学,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教育法》规定,适龄儿童有上学的权利。
毫无疑问,因为希望自家小孩有一个好学校可上,昔日孟母三迁,只为让孟子有一个上学的好环境,但放在现在相比,也不过尔尔吧!中国家长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心理,的确源远流长。
家长为什么愿意通宵达旦得排队呢?很明显,《入学申请表》有限,不能满足每一个家长的需求,如果去晚了得不到表,会耽误孩子的上学大事,问题就来了,作为公共财产的教育资源稀缺,如何分配才能合情合理?
资源是稀缺的,所以需要合理分配,经济学知识告诉我们,蛋糕的分法不在于切割,而在于如何将蛋糕做得更大。“申请入学”不应该仅仅是家长通宵达旦的一场竞夺,更应该是给政府更多思索的强心针。
[启示建议]
一、教育公平问题
教育公平包括两个最基本的内容,首先是人人享受平等的教育权利,其次是人人平等地享有公共教育资源。很显然,我们国家越来越重视每个人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这从国家的一系列减免学杂费的措施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资源分配不公平问题难以得到解决。
总的来说,我国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有如下表现:
第一,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教育投入不均衡。经济发展较快的东部地区在教育投入方面明显要大于中西部地区。教育资源分配呈现出东中西部的不均等。知识是当代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中最重要的因素,知识资源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最大优势资源。而西部地区是中国知识资源最贫乏的地区,也是知识发展差距量大的地区。如不改变这种状况,东西部差距、城乡差距不可能产生缩小的趋势,若干年以后,必将对中国综合国力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第二,城乡教育投入差距巨大,在农村义务教育不合理的筹资机制下。农村特别是落后地区农村的义务教育投入远远少于城市中小学教育的投入。教育资源分配呈现城乡不均等现象。这既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众所周知,新中国建立以来,走的是一条以牺牲农民利益来快速发展工业化国家的道路。改革开放以后,虽然有一部分农村地区已经和城市一起加入到富裕的地区当中,一部分农民也率先进入富裕者行列,但其在教育投入中的比例仍然偏低,而且近来又有所下降。
第三,学校与学校之间。明明是几百米远,重点名校却比普通学校的资源更为丰富。重点学校问题,在实施义务教育的背景下,特别引人注目。政府教育投入多年来厚此薄彼的结果,使不少中小学学校不仅校舍十分简陋,甚至连个像样的操场都没有;另一些中小学校则盖起了游泳池,有的甚至耸立起像模像样的游泳馆,每天仅规定时间向社会开放,就可得到一笔可观的收入。
第四,人与人之间。在学生当中,因为家长经济实力雄厚而享受到更多的教育资源的现象也见怪不怪。而在我国转轨期间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一部分相对贫困的民众难以在短期内支付高昂的学费。
二、引发的思考和建议
任何一个国家的公办义务教育都属于公共产品。从经费来源看,这个公共产品与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根本不同,在于它靠政府的税收支撑。正如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所强调,每个人对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不管他们属于什么类型,什么阶层,只要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在教育资源配置时首先要考虑他们是否都具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国家的政策在这里就是为保证各个层次的每个公民权利的实现创造条件,强调社会阶层不分等级,都拥有基本的受教育权和接受各种教育的机会。
而另一方面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为了迎接国际竞争的挑战,保证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需要,又要重点建设一批学校和学科,使之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这样,教育资源就不能完全平均分配。这就要求在情况特殊和待遇要求之间寻找平衡点,做到合情合理。例如,在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的关系上,政府的投资取向和政策选择,首先是不扩大城乡教育的差距,然后逐步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目前则特别需要增加政府对农村教育的投入,解决农村教育面临的严重生存性危机。在一般与重点的关系上,教育经费的分配应更多照顾普通学校的紧迫要求,帮助他们改善教育条件,提高整体办学质量,使每一所学校接近,达到或超过现在重点学校的水平。这样将使大部分人成为受益者。普及义务教育,办好每一所基础学校,是全面提高国民基本素质的关键。这既体现了合理的公平,又具有较好的整体的、长远的效益。可以说,义务教育、基础教育乃“重中之重”,是量大的效率,是最大的公平!在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关系上,既要承认区位优势的客观性和区域差距的长期性,不能用行政手段人为地拉平地区之间的差距;同时又要运用经济的、政策的和行政的手,使地区差距不再继续扩大,并且通过实行投资和政策适当向西部倾斜的战略,为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创造条件。
(李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