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山云影，瓯海潮踪，看钟灵毓秀，桃李葱茏。怀籀亭边勤讲诵，中山精舍坐春风。英奇匡国，作圣启蒙，上下古今一冶，东西学艺攸同。”

      这是朱自清1923年为浙江温州中学的前身—温州省立第十中学创作的校歌。其中的“英奇匡国，作圣启蒙”，成为温州中学的校训，流传90年，无人能改。

      历史并非昨日黄花。近来，我读了一些关于民国教育的书，深为那一代人的教育情怀和理想所感动。在山河破碎、流离失所的困厄中，蔡元培、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陈寅恪等大师理想不灭，光照不息，无论学术，还是德操，都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光辉标杆。

      说起民国教育，蔡元培是个绕不开的人物。1916 年，北大进入蔡元培时代，他治下的北大十年，开启了“兼容并包”的优良传统；而张伯苓在天津创办的南开中学，铸造的则是“允公允能”的学校精神。张伯苓认为，“德育为万事之本”。他亲手制定“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坚持德、智、体、美四育并进，教育学生“尽心为公，努力增能”，服务社会。南开中学有一个传统：在课堂之外，学生必须参加一项社团活动。社团活动中有一个项目是时事辩论比赛，辩题立意深广，包括：战争促进抑或毁灭文化？世界持久和平能否实现？第二次世界大战谁胜？美国是否应该参战？那个时代的中学生，已经在关心中国的命运、世界的命运、人类的命运。

      南开中学非常重视体育、美育。每天下午三点半，所有学生都要走出课堂，融入火热的课外活动中。如果学生偷偷躲在教室里做功课被发现的话，那就会立刻被记大过一次。南开注重的是学生的全面发展，绝不牺牲学生完整、宝贵的生活以迁就机械和死板的考试。《民国先生》载，1930年，南开中学参加河北（当时天津学生参加河北会考）全省69所学校会考，男校名列18名，女校名列37名，考得不太理想。但陶行知来学校讲演，见面就祝贺张伯苓会考成绩不好，并专门作了一首诗表示祝贺：“什么学校最出色？当推南开为巨擎。会考几乎不及格，三千里路来祝贺。请问贺客贺什么？贺您几乎不及格。倘使会考得第一，贺客就要变吊客”。这样坚决的支持，在唯分数、唯升学率的今天，是很难见到的。

      南开中学不死盯学生成绩的佳话还有不少。《过去的中学》介绍，南开中学学生谢邦敏素喜文学，是当时南开首席语文教师孟志荪先生的得意弟子，但数、理、化成绩不好。1941年，谢邦敏参加毕业考试。他进入考场，展开物理试卷，竟然一题也答不出来。但他心有不甘，便当场填词一首，调寄《鹧鸪天》，词曰：“晓号悠扬枕上闻，余魂迷入考场门。平时放荡几折齿，几度迷茫欲断魂。题未算，意已昏，下周再把电、磁温。今朝纵是交白卷，柳耆 原非理组人。”

      物理教师魏荣爵先生评卷时，也在试卷上赋诗一首，诗曰：“卷虽白卷，词却好词。人各有志，给分六十。”按南开校规，主课一门不及格且补考仍不及格者，不得毕业，只作为肄业。谢邦敏物理获60分，被准予毕业，考入西南联大，主攻法律，新中国成立后被任命为第一刑庭庭长，成绩斐然 。

      浙江上虞的白马湖畔同样流传着这般率性真诚的故事。《过去的中学》介绍，浙江上虞春晖中学丰子恺的“小杨柳屋 ”，被朱自清称为“一颗骰子似的客厅”，是当年文艺沙龙的活动中心。正是在这间屋子里，丰子恺与夏丏尊、朱自清、朱光潜、刘薰宇和刘叔琴等，相 聚在一起，切磋“狂辩”，研讨文学。要是风和日丽，他们便在那棵杨柳树下，摆上一张八仙桌，炒—碗螺蛳什么的，点绍兴黄酒，边吃边“谈文学与艺术，谈东洋与西洋，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民国先生》介绍，每每喝到微醺，大家才各自摸黑离去。而在有月光的晚上，朱自清、丰子恺还要各自徘徊一会。漫画《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描绘的就是这种酒阑灯灺、月出无语、夜色如水的景象。

      狂狷是民国大师们可爱的另一面。路卫兵在《微历史：1840—1949现场直播》中所记载的那些事，让人不禁莞尔。钱钟书说：“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在评论自己的老师吴宓的诗集时，钱钟书说，“太多自己”，简直像作者的履历表，甚至“偶尔当众外扬家丑”。

      那时在中央大学兼课的教授颇多，他们大都西装革履、汽车进出，顶不济也要用黄包车。唯有黄侃总是穿一件半新不旧的长衫，腋下夹了几本书，步行到校。学校规定师生进出校门要佩戴校徽，而黄侃偏不戴。门卫见这个衣着寒酸的人没有校徽，就要求看他的名片，黄侃大怒，说：“我本人就是名片，你把我拿去吧。”

      一次在逻辑课上，学生沈有鼎提到当时享有盛名的哥德尔的一本书，金岳霖立即来了兴趣，说要买来看看。沈对金教授说：“老实说，你看不懂的。”金闻言并不恼怒，说：“那就算了。”

      民国大师们的狂狷并非狂妄，他们确实才学过人、智识丰厚。汪修荣在《民国教授往事》中记录，民国早年，辜鸿铭不仅在国人中名声鼎沸，而且在西方名气更大，甚至到了被神化的地步，成了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代名词。1921年，英国名作家毛姆游历中国时特地慕名求见，想一睹尊容，请他讲解《春秋大义》。为此，他特地托一位英国洋行的同胞说情，但等了几天也未见回音。毛姆去问怎么回事，同胞说，他写了一张条子，让辜氏前来拜见，不知为什么一直未见辜氏影子。毛姆一听，才知事情被弄糟了，于是亲笔拟了一封短简，恭恭敬敬地表达仰慕之意，求赐一见，辜氏这才答应与他见面。

      林语堂评价辜鸿铭英文超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造词、用字，皆属上乘。总而言之，有辜先生之超越思想，始有其异人之文采。鸿铭亦可谓出类拔萃，人中铮铮之怪杰。

      罗素访问中国时，问《论语》怎么没有英文版。事实上当时确实没有，但是辜鸿铭却说有。他用了三天时间，把《论语》英文版翻译出来，交给罗素。正是有一批风骨卓然、才高八斗的校长与教师，那时才能人才辈出。正是因为有独立、自由的学校精神，才能让莘莘学子精神挺立。今日中国教育，痼疾甚多。若能以历史为镜，借鉴改进，则教育复兴可期！

（来源：《中小学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