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校热”来袭如何释放“红利”——杭州市江干区探索“院校合作”新模式
随着高校、科研院所优质教育资源的注入，附属中小学正在成为“中国教育地图”上的新坐标，带动区域教育均衡发展渐成潮流。戴上优质学校的光环，好学位就能从天而降？对于“附校热”的利弊，向来有不少争论。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创新“院校合作”模式，探索集团化办学，做足师资加法，使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作用得以固化。在江干教育大规模扩张的五年里，不但没有出现资源“断层”、“稀释”等现象，相反教师队伍量质齐升、优质资源不断拓展，区域教育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随着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教育规模迅速扩张，新区新校如雨后春笋，新教师培训、新骨干培养成为教育行政部门必须直面的一道难题。仅有区域层面的统一培训是远远不够的，仅靠骨干教师支教和教师交流也是杯水车薪，如何才能撬动城市新区、教育洼地师资整体发展？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找准了“院校合作”这个支点，为双方当好“红娘”，搭好台，为深度合作把好脉、掌好舵，实现了整体区块的跃迁式发展。
东城模式——“教师发展学校”释放发展“红利”
对一所学校来说，能否成为名校，师资力量非常关键。而2009年以前的杭州市江干区九堡镇，只有九堡中学和九堡中心小学，教学条件异常艰苦，教师流失严重。如今的九堡教育，已然华丽转身，成为杭州师范大学东城教育集团旗下成员，完全摆脱了从前城乡接合部农村学校的固有形象，教师素质及教学质量有了“质”的飞跃。
变化源自江干区与杭州师范大学的“牵手”。2009年9月，杭师大东城教育集团挂牌成立，集团内的东城实验学校、东城中学、东城小学以及东城二小，从小学到初中全覆盖，由原杭州师范大学校长林正范掌舵，借助杭师大的声誉、品牌、学术、管理等资源，采用“高校+新校”集团化办学模式，吸引九堡区块的社会力量合力办学，东城教育集团走出一条与众不同的路。
集团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种办学模式很独特，各校教师对校长负责，4位校长对理事会负责；对于校长的选拔考核，理事会有推荐权；学校的重大发展问题，理事会讨论决策；每月，理事会至少召开一次会议，集中讨论集团发展中的重要事务，听取各校工作交流。
理事会成员，由杭师大与区教育局代表和部门负责人、教育研究专家以及集团内各校校长书记组成，集合了高校二级学院、区教育行政部门、教师研训机构和学校四方力量。
这意味着从集团成立那一天开始，教师们站上了发展的高起点，促进教师发展也在第一时间成为理事会的头等大事。“我们采用诊疗式的教师培训方式，通俗地说，就是若干名学科教授连续到课堂教学现场，听取教师讲课，然后进行讨论，有针对性地分析问题，作出诊断，提出改进建议。”林正范说。
回顾当初，那些对先进教育教学理念有点“水土不服”的本土教师，对这些教育专家的“零距离”帮扶并不买账。东城实验学校校长张立栋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刚开始，部分教师不愿参加培训，找各种借口缺席、迟到，甚至公然抵触。
“磨合期大约一年左右。”林正范说，“杭师大的教授在与中小学教师的交流、互动过程中，双方的观念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谢萍是杭师大的一名英语学科教授，两年时间内，她跟踪了东城中学每一名英语教师的课堂教学。她发现：有人在教学语言方面存在问题，有人则是案例教学不够丰富……之后，针对不同教师课堂上的缺点，她给每人送上一本书。教授们接地气的指导，打开了各学科教师的视野，尤其是与各地名教师的同课异构，让他们看到了差距，自我提升的欲望越来越强。
深入每一位教师的课堂，手把手地教他们制作课件、设计论文选题……在理事会领导下，杭师大有近20个研训项目、十几个学科组以及七八十名专家、教授逐步参与到学校课题研究、师资培训和一线教学中去，甚至有上千名大学生跟着教授们，走进中小学课堂。几年下来，专家、教授与集团内的教师们日益相处默契，感情加深，结成了牢不可破的“师徒”关系。
林正范介绍，理事会通过“三节”、“两校”、“一营”这些创造性载体，由集团层面统一组织，各校共同参与，具体指导着学校实践。“三节”，即学术节、课堂节、社团节；“两校”是指教师发展学校、东城少年艺术学校；“一营”是夏令营。这些载体有效地促进了学校的工作。在社团节、夏令营等的推动下，集团学生综合素质明显提升，初中学生的健美操、排球项目和小学生的击剑等项目获得省或市比赛团体冠军。“这些有效的做法，围绕各学校的基础情况和特色展开，盘活了理事会、杭师大及社会各方的教育资源。”
集团成立前，九堡的教师在市区获奖与省、市课题立项寥寥无几，而短短的五年里，集团教师在课堂教学和研究论文等方面获市级一等奖的有23人次，有7人获得省级一等奖，还有1人获得全国性教学一等奖。有3名教师获得省级课题立项，11名教师获得市级课题立项。快速提升的教师队伍让整个集团的发展充满了希望。
教科附速度——“科研机构+新校”引发蝶变
地处杭州学院路的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和位于古老的京杭大运河畔的闸弄口中学、艮山路小学——前者是精英集聚的科研院所，后者是两所“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中小学。如果不是因为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附属实验学校现在的名气，有谁会把这两者联系起来？
2010年，浙江省教科院和两所学校“走”到了一起。当年7月，借教育布局调整之机，江干区腾挪教育资源，将闸弄口中学和艮山路小学合并成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迁入位于机场路里街39号新址，并引进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这一“智库”，实行“科研机构+新校”的办学模式，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附属实验学校自此成立。
2010年9月份一开学，由浙江省教科院院长方展画带队的专家们开始深入教师们的课堂。“填鸭式”的教学方式依然存在，教学方法比较落后——把所有教师的课全都听了一遍之后，专家们普遍有这样的感受。
作为教科院，最大的优势是科研；最不缺的，是各地的名师资源以及最前沿的教改理念。“以前总给人家一个印象，觉得我们是空对空地讲理论，现在好比有了自己的‘试验田’，科研能够‘落地’，很多想法有了实际操作的去处，整个教科院都在摩拳擦掌。”方展画说，“当然不是说看到一种模式觉得好，就拿过来用，还是要结合学校的实际，有一个整体的设计。”
针对教师封闭、陈旧的教育思维，故步自封、得过且过的心态，教科院首先通过邀请名家入主“博学大讲堂”对教师们施加“头脑风暴”。又借力切口小，容易上手的“小课题研究”调动教师的积极性。方展画说，“有教科院的研究人员作为‘后援团’每天‘坐镇’指导，教师开展小课题研究底气也很足”。同时，附校启动“名师工作坊”工程，每个工作坊都由浙江省教科院的专家领衔，再聘一位校外名师做“导师”，吸收校内优秀青年教师参加，通过师徒结对的形式培养骨干教师。同时，浙江省教科院利用自身影响力，组织了一批杭城名校对口帮扶，一大批名校长成为附校的“座上宾”。
2010年12月，在方展画的积极倡导下，省教科院派出王健敏副院长、庞红卫所长等专家全程指导，“先学后教”课题研究和教学实践在附校轰轰烈烈地展开。
时任附校校长孙寅坦言，刚开始时不光是教师在底下犯嘀咕，连他自己都对“先学后教”很不理解。“‘先教后学’还没搞懂，又来个‘先学后教’，这不是折腾人吗？”
“不光是看一些相关资料，消化世界各地‘先学后教’的研究成果，方院长还带我们去了浙江宁海西店中学、义乌廿三里小学等地，到人家那里一看，哇，‘先学后教’原来能开展得那么好！一下子有茅塞顿开的感觉。”孙寅说。
教师的思想工作一经做通，“先学后教”开展得很顺畅，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教育重教师“教”轻学生“学”的做法，激发了学生兴趣，让学生主动学习。在改变教师观念的同时，学校还设计了“附校百星”、“炫彩活力节”等活动，为学生搭建了一个找回自信、展示自我的平台。从浙江省教科院2011年5月对附校学生的问卷调查中可以看出，与一年前比，“对学习很有兴趣”的学生增加了13.9%，习惯“满堂灌”的学生减少了16.7%。2012年6月，在对学生的问卷调查中，大家又欣喜地看到，对学习“很有兴趣”的学生又增加了10.3%。
4年下来，在科研助推下，学校的课题数量增长了7倍多。截至今年5月，附校共有21个立项课题，其中省级6个、杭州市级9个、区级6个，多项研究成果获得市级一等奖、省级二等奖。同时，教师们还积极开展校级小课题研究、撰写教学论文、参加业务竞赛，在省、市、区级的论文评比和业务竞赛中获奖的数量也大幅增加。学校教育质量也有了“质”的提升，在杭州市组织的学业水平抽测中，附校连续两年位列全市前五，创下了“教科院速度”。
在江干教育大规模扩张的5年里，没有出现“断层”、“稀释”等现象，相反教师队伍量质齐升、优质资源不断拓展。以教育科研为例，仅2011-2012两年统计数据，该区在省市两级教育科学规划立项课题有164项，省市教育科研优秀成果获奖33项，杭州市年度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优秀成果获奖数71项，连年获得“浙江省重视教科研先进单位”称号。今年，该区高分创建首批“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区”。不能不说，“院校合作”是实现这一发展奇观的制胜法宝之一。目前，这样的“院校合作”模式已在江干区众多学校铺开，浙江大学教育学院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浙江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等高校、科研机构资源也相继引入，更多的一线教师能享受近距离、高频率、帮扶式、精准化的专家指导，充分享受前沿理念带来的思维冲击。（通讯员李平吴慧君）
【局长观点】为院校合作当好红娘
教育的均衡，根本上要解决的，是师资的均衡。近几年，教育规模迅速扩张，城市新区新校如雨后春笋，新教师培训、新骨干培养是必须直面的一大压力。尤其是在教育洼地、城市新区，仅有全区层面的统一培训体系是远远不够的，仅仅靠骨干教师支教和教师交流也是杯水车薪，必须找准突破口。
理论引领、教育科研是教师发展的源动力，但中小学校的工作特点在理论前沿、国际视野、研究方法等方面给一线教师的教科研工作带来较大限制。相反，高校、教科院等研究机构有科研优势，却缺乏实践经验和孵化基地。应该说，双方都有“牵手”的愿望和需求，教育行政部门需要强化服务意识，深入调研、广泛了解，根据资源优势、发展需求的契合度寻找发现最佳结盟对象，当好“红娘”，搭好平台，持续跟进、统筹协调，依托共建学校实施主体，为双方的深度合作把好脉、掌好舵。
运用系统思维，走“引智借力”、“合作共赢”之路；运用创新思维，寻求撬动改革发展、克难攻坚的巧妙支点。几年的实践证明，无论是“东城模式”，还是“教科附速度”，呈现出多方共赢的局面。短时间内迅速成长起来的教师群体，成为推动城市新区、教育洼地优质均衡发展的核心动力。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4年7月15日第6版，徐晖作者系杭州市江干区教育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