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学生提供适合的课程”是当下大家期盼并为之追求的教育理念，或者说是一种教育情怀。这是在应试教育盛行多年，以致剥夺孩子美好的童年，抹杀孩子纯真的天性之后的呼唤与回应。

美国诗人惠特曼曾说：“有一个孩子每天向前走去，他看见最初的东西，他就变成那东西，那东西也变成了他的一部分。”学校课程就是留给学生弥足珍贵的“最初的东西”。

课程是学生在学校的全部学习生活的总和。包括成体系的知识、必备的素质能力、对事实的理解和经验，以及有利于学生健康成长的事物。只有为学生提供适合的课程，才能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一所学校必须有自己的课程理念，这种课程理念必须由实践来展开，由实践来检验。

课程是学校最重要的产品，是学校一切工作最终的物化体现，是学校的核心竞争力。

在这些理念的引领与激励下，很多学校开始走上课程改革之路。有的学校办了课程超市，课程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有的学校课程花样不断翻新，看后让人惊叹。这对学生来说是一件好事，证明整个教育开始觉醒。但是，不少学校在进行课程改革时，并没有弄清教育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学校到底是什么地方？教师应该是干什么的？学生的学习本质是什么？如果这些问题没有彻底理解，所谓的课程改革就只是为迎合教育形势。那种认为课程越多越全越好、越奇越新越好，认为学校一切活动事物都是课程的现象并不一定是好事，课程出现了泛化现象。不尊崇学校办学目的的课程不会长久，同时，因其太多，课程的意义和价值也就失去了其深刻度。

张伯苓先生在《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一文，开篇阐述了学校的办学目的：南开学校系因国难而产生，故其办学目的旨在痛矫时弊，育才救国。南开学校为实现教育救国之目的，对于学生训练方针，特注意下列5点：一曰重视体育，二曰提倡科学，三曰团体组织，四曰道德训练，五曰培养救国力量。而此5项基本训练，以“公能”校训为指导原则，“公能”校训，必赖此基本训练，方得实现。分之为5项训练，合之则“公能”二义，公允公能，足以治民族之大病，造建国之人才。

张伯苓说：“40年来，我南开学校之训练，目标一贯，方法一致，根据教育理想，制订训练方案，彻底实施，认真推行，深信必能实现预期之效果，收到良好之成绩也。”张伯苓的教育思想与实践，仍然是当下各类学校教育与课程改革的指导方针和实施策略，唯有此，才是真正在办教育，真正在进行课程改革。

叶圣陶先生在其文章《如果我当教师》中也有一段精妙的论述：“我不想教学生做有名无实的事情。设立自治会，组织学艺研究社，通过了章程，推举了职员，以后就别无下文，这便是有名无实。做这种有名无实的事比不做还要糟糕。如果学生习惯了，终其一生，无论做什么事总是这样有名无实，种种推进事务还有逐渐推进和圆满成功的希望吗？我说比不做还要糟糕，并不是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思，主张不要成立那些会和社，不要有图书馆种植园之类的设备。我只是说干那些事都必须认真去干，必须名副其实。自治会硬是要‘自治’，研究社硬是要‘研究’，项目不妨简单，作业不妨浅易，但凡是提出来的，必须样样实做，一毫也不放松，每一个机会都不放过。而且，那决不是一时乘兴的事，既然已经干了起来，便须一直干下去，与学校同其寿命。”

的确，学校课程决不能徒有其名，决不能执行起来如“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应该珍惜一切机会，创造一切条件，坚持下去，这才是真正属于学校自己的课程。这一点尤为重要。与学校共生存的课程才最有价值，才能依其学校目标，实现学校目标；循其校训，落实校训，达到育人的真正目的。

从两位先生的文章中，我们已经触摸到课程改革的真谛——欲实施课程改革，必先明确学校办学的目的，也就是学校生存的理由、动力和期望。它根植于办学实践，经过理性思考的提升，应当具有时代精神，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其次是校训，即明确学校全体师生应当共同遵守的基本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也就是学校整体的价值取向、独特气质、文化底蕴，蕴含师生的道德理想、人格特点和历史责任。

实际上，教育、教学、教师等与学生成长的所有因素，古今中外，其本质与规律无不一致，教育其实并不复杂，只是我们把它想得过于复杂。复杂了，就远离了它的本质，违背了它的规律。学校必须有与其共生存、共成长的课程，这样的学校才是我们理想中的学校，才能留给学生“最初的东西”，让学生受用一生。

（来源：中国教师报）（作者单位系山东省利津县北宋镇第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