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住教育之根

□　袁 柳

  初识张中行，还是若干年前读他的一些忆旧散文。后来读了师范，接触到教材发展的历史，又因为爱好古代典籍的机缘，陆续读到了张先生编选的一系列文化读本，如《文言文选读》、《文言常识》、《文言津逮》、《诗词读写丛话》等。几年前，张中行先生仙逝，“国学大师”的誉美之词此起彼伏。从我所接受的滋养来看，我宁愿将张先生看成一个教育家，一个不断拉近传统文化与普通人距离的文化传承者。

  供职于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张中行先生其实是一个平凡的人，如果不是因上世纪90年代初的“散文热”，他所写的一些忆旧文章渐为人知，或许他将和许多并不得志的文人一样，只是在自己生活工作的小圈子里赢得些许喝彩。不过，张中行先生像出土文物一般被挖掘出来一点都不意外，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训练有素，所接受的教育既为他们奠定了良好的知识基础，又教会了他们独立读书治学的方法。

  张先生1931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那时的学科并不像现在这样细化，文史哲三科并不分家，张先生在史学系听过孟森的明清史、钱穆的古代史、马衡的金石学；哲学系听过汤用彤的哲学概论，马叙伦的宋明理学，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本家中文系则有胡适、钱玄同、林损、冯沅君、余嘉锡诸先贤，皆为一时之选。这些师长本身就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与他们朝夕相处，几年下来，开阔的视野已然形成，文科领域的学问再无盲点。师长、课程，这是属于有形之类，再有偏于无形的，就是学术氛围，按照他的说法，“表现在行动上是某一范围的人都在用力追求学识，表现在想法上是某一范围的人都相信学识有无上价值”。这里的学识并不是死知识，张先生初为学作《九鼎考》，心里忽然曾起大波澜，生起玄远的感觉，一下子明白人生问题是切身的，九鼎问题是身外的，就此立下了探索人生的志向。在红楼这个地方，由于“自由与容忍”之精神，即意志自由与兼容并包，张中行先生得以遍阅不同学说之著作，操千曲后渐渐晓声。

  其实，不仅仅是张中行，也不仅仅是北大红楼，那一代的人我们还能举出很多名字，例如傅庚生、杨伯峻、任访秋等，他们毕业于不同的院校，家庭背景也各不相同。他们都不是风云人物，从未大红大紫，要么偏安于地方院校，要么蜗居书局，他们都曾以普及性的著作传世，而这样的著作又学识兼备。假以时日，或者摆放在合适的位置上，他们都有可能成为一代大师。每每读到这些旧知识分子的学问与人生，都会生出一种今不胜昔的感慨，那种饱满的、充满质感的教育已日趋萎缩了。

  关于教育，张中行先生曾引过罗素的一个故事：“德国的小学教科书说打败拿破仑完全是德国人的力量；英国的小学教科书说打败拿破仑是英国人的力量。罗素主张把这两种小学教科书放到一块让孩子念。有人就担心，说你这样让孩子信什么呢？罗素说，你教的学生他不信了，你的教育就成功了。”对这样的教育目的，张先生甚表认同，他也曾推导出自己的教育观念：

  多给学生自由阅读的时间，以便他们充分吸收，自由发展；八股讲授全扔掉，否则教义外驰骋的野性将丧尽。

  这也许是一切理想教育的前提。做一个像张中行先生那样的教育家并非遥不可及，也许，只需要持续做常识水平线上的工作，只需要为教育留住“人性”，留住平等、信任、自由，剔除掉那些“非人”的身心束缚。不玩名词，不搞浮夸，这或许才是教育家成长的正途吧。（作者单位系山西省太原师范学院）

（来源：中国教师报 2012年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