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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何做大学校长——台湾清华大学原校长刘炯朗访谈

发布日期: 2013/06/20   作者:    浏览次数: 232  


刘炯朗满头银发,身材高大,谈起教育来,滔滔不绝。在南方周末的电视镜头前,他非常在意自己表述的精确性:“我在台湾做电台节目也是这样,要把每个字都说准确”。2005年起,他在台湾主持电台节目,将科学与人文融一炉而谈之,追捧者众。

刘先生是广东人,幼年时在澳门读书,后来考入当时的台南工学院电机系(成功大学),大学毕业后,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奖学金,赴美获得计算机硕士、博士。他有超过四十年的从教经历,曾执教麻省理工学院,担任伊利诺大学香槟校区助理副校长。1998年,经台湾清华大学及教育机构甄选,出任台湾清华大学校长。刘先生文理皆精,所著科普书《一次读懂自然科学》、《一次读懂社会科学》,曾被马英九推荐为2011年台湾暑期青年阅读好书。

本期,我们请刘炯朗先生分享自己的通识教育理念,以及做台湾清华大学校长的一些具体经验。

培养“大美玉”,而非“小钻石”

企业能体会到,从我这里得到的不是很小很小的一块钻石,而是很大的一块已准备好但没有完全雕琢的美玉。

南方周末:你一直在提倡大学通识教育,不知道有没有意愿在大陆办一所高校,从体制上让这个理念落地?

刘炯朗:也许你期待我的回答是愿意或不愿意,并不是那么单纯。大学的教育跟高中的教育有非常密切的连贯性,我有意办一所高校,但办一所高中也同样有挑战性,同样有意义。

办一所高校,有很多项目要做,目前讨论最多的是通识教育。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大学教育跟职业教育、专才教育绑在一起。现在发现,当社会、经济环境、全球化的动力把我们往前推时,大学教育就必须跳出狭窄的视野,培养的学生可以做领导人,是一个有学问、有道德、有用的人,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做出贡献。

我们希望学生有创新能力,有领导能力,有口才,有聆听的习惯,有幽默感。怎样做?就是三个字,多读书,读很多有用、有趣的书。这就跳出了专业范畴,通识教育扮演这个角色。

通识教育不是跟专业教育背道而驰,不是互相争夺资源、地盘,而是相辅相成。千万不要把通识教育看成点缀的功课。

大学教育是通才教育,有两个层次,一是除了专业,还要学很多不同的东西,二是对自己的专业有非常广的背景和基础,深入的专业研究可以在硕士班、博士班里继续往前走。

南方周末:具体落地要体制保证。比如,北大有元培计划,中大有博雅学院,武大也有实验班。有的不尽如人意,如北大元培,在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之间有很大张力。低年级选很多课,三四年级分流,融入其他专业,会出现不衔接。这要整个学校的力量重新设计课程,需要校长的主动性,一个院系的力量往往不够。你会怎样设计?

刘炯朗:专业跟通识齐头并进,也许目前碰到最大的问题是通识教育拿去了专业教育若干时间,学生专业训练不够,将来不能马上帮企业做他们期待的事。

其实,在本科,专业训练也应是通才训练,是基础训练。我学资讯科学,里面有很多专业领域,但最重要的是在本科时段,给他们打好非常广的基础,这样他们毕业后到企业可以深入了解企业的要求。有位非常有名的教授跟一个企业老板讲,假如您要的是今天报到明天就能帮您从事生产设计的人,这肯定是一个十年后你不要的人。

我也希望企业能体会到这个理论,他们希望从我这里得到的不是很小很小的一块钻石,而是很大的一块已准备好但没有完全雕琢的美玉。

在台湾治理大学的经验

大学就像是一个热水瓶,作为校长,唯一要做的就是提供非常好的环境。

南方周末:这种可以不断的自我学习、自我突破的人,这要教育家、企业家一起朝这个方向走。你在台湾清华大学做过四年校长,在美国有四十多年从教经验,你认为做大学校长最重要的是什么?

刘炯朗:在一个电视节目上,主持人问三个观众:您觉得什么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发明?一个说是电视,可以看到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的事。第二个说是飞机,可以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第三个说是热水瓶。主持人讶异地问为什么。他说:当我们把热东西放进去,它保温,把冷东西放进去,它保冷,你要告诉它,它自然就会做对。这不是很了不起吗?

有人问一个大学校长,你们学校了不起,把有文学才华的人培养成文学家、艺术家,把有科学才华的人变成诺贝尔奖得主,把有体育才华的学生变成杰出的体育运动员,请问您的秘密是什么?大学校长说,大学就像是一个热水瓶,作为校长,唯一要做的就是提供非常好的环境,让学生跟学生、学生跟教授、教授跟教授互相激荡,让他们彼此学习、一起进步,自然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学。

南方周末:对教授和学生,大陆有很多考核,同时高校有副部级、省厅级等行政级别。这种情况下,怎么去从纯学术的角度进行评价?

刘炯朗:考核问题,也可以有很好的答案。在一个庞大的机构里,必须有公平的眼光去做判断,学生考试、教授们升等,大家必须觉得公平客观。

不光大陆,在很多地方,公平客观往往被简化成一个数字。学生要进大学就看高考分数,教授升等就看SCI的论文数。这可以参考,但不能全靠数字。

学生进大学,教授升等,善用可以有的数据,但必须加上客观的判断力。不是说今天完全不用考试分数,完全不看论文数目。论文数目已有很多改进,要看论文影响力、专家判断。这需要彼此的互信。假如被考核的人觉得考核的人的确客观、公正,而且也有充分的经验去做无私的决定,大家会觉得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决定。

南方周末:怎么把这种公正无私的考核变成一种制度?建立学术共同体?

刘炯朗:就是靠风气。我非常运气,在我受教育的过程里,有四个我心目中一流大学,台湾的成功大学、清华大学,美国的麻省理工大学、伊利诺大学香槟校区。在这些环境里,有一种学术共同体的风气。当做判断、考核时,假如以前的做法客观公正,我们就会跟着客观公正。

校长、比较资深的教授们,有责任扮演一个榜样角色。办教育并不能一蹴而就,风气可以建立起来。

南方周末:风气可能是某种共同的学术传统,教育家的作用非常重要。如果学校不是完全自主办学,外部有一些跟学术关系不大甚至相反的考核标准,可能就需要更广范围的改变。

刘炯朗:当然,除了内在环境的影响外,也会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在一个不很容易改变的大环境里,要适应这个环境,也要改变这个环境。但有些基本原则、基本的观念必须坚持。

南方周末:政府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刘炯朗:政府包括很多不同的部门,很多面向,可以扮演支持鼓励的角色,建立互信的互动。大学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决定,一定有理由。有时,学校也应理解,政府提供的意见、规范也是深思熟虑的。若大家都是为了把一个学校办好,那就不会冲突,而是互相帮助,互相提升。

南方周末:学校申请项目、申请博士点,需要一个评价机制,怎么样保证它是从学术的角度出发,没有从实际政治或人情的角度去做决定?

刘炯朗:的确大环境有过去的历史和经验的影响,但我们也有理念和目标,一定要慢慢调整,走到最想要走到的地方。

南方周末:在台湾“国立”清华大学,教育部门跟你是一种什么关系?

刘炯朗:我在清华大学当四年校长,每年教育部门给我一笔预算,在这笔预算下,我尽量做到最好,同时我也争取别的资源。在我的记忆里,从来没有一个我觉得应该做的事情,没有达到结果。

南方周末:这笔预算需要你去争取吗,还是每年都是法定的?

刘炯朗:说起来有一点惭愧,这笔预算在过去很多年都相当稳定,也不会删减,去争取,可能增加一点点,增加很多是不可能的。其实这是最好的例子,一方面在已有的资源里我尽量做到最好,一方面我要说服政府、社会大众,高校需要你们支持的,想办法给我们多一点资源。

南方周末:校长运用资源有充分自主权?

刘炯朗:编预算时,我不可能把付电费的钱拿来请客,或把建筑的钱来付教授的薪资。我的预算相当紧,也没有很多可以动的空间。省一点用在文具上的钱,也不能给教授们增加很多薪水。当我有很多钱,电费、买文具、付薪水都用不完,才有空间可以调动。但没有非常大的空间。当然这也是预算的用意和精神。

南方周末:这笔预算还要提交给比如理事会或政府最后做决定吗?

刘炯朗:在台湾是学校编预算,要送到“教育部”,经过“立法院”做最后决定。的确变动空间不大,我从来没遇到很大的失望,也许有一两次小小的惊喜。

南方周末:你觉得哪位学者非常优秀,希望引进来,程序怎么走?

刘炯朗:要到清华大学当教授,有三级三审过程,系、院、校,这位候选人必须通过这三个教师评审会,才能被聘任为教授。

首先三个评审会都会搜集客观资料,在学术界、一流的大学,这种资料可以搜集到,相当可靠。某系要邀请一位教授来,不同领域的教授或有不同看法,很正常,作为系主任、院长、校长,就可以协调。系主任、院长、校长在学术上得到大家的认同和尊敬,发表的意见,只要公平、客观,大家一定可以接受。

当然校长最后有下决定的权力。但假如整个机制非常顺,校长很少把同意改成不同意,把不同意改成同意。

南方周末:你怎么知道院长的决定正确,有没有得到大家认可呢?

刘炯朗:校长不但没有超人的智慧,也不可能对所有领域都有深入了解。首先校长对整个机制要有信心,校长也希望影响这个机制的成熟和进步。当然校长要看到每个决定的过程,可以看出是不是都同意,是不是客观公正。没有一个人能够做绝对正确的决定,没关系,在一个好的大环境里面,错误的决定,不管是小小的,还是大大的,是可以改正过来的。

南方周末:前提是所有工作你都有记录可查,程序和标准非常详细。那么,谁来评价你的工作?

刘炯朗:我的学生,我的教授,然后我在学术界所有的朋友,最后是我自己。

南方周末:需要向一个具体的机构述职吗?

刘炯朗:在台湾的高校里,目前的机制是校长一任四年,四年之后可以续任一任,在较少的情形下可以续任两任。续任有固定的机制,由教授们组成校务委员会来决定。不同的学校,委员会运作的方式不一样。有些学校也可以成立一个评估校长的委员会,有外面来的委员。我在清华大学任满四年后,年龄已超过65岁,所以不能参与续任这个过程。

高校招生:陈寅恪如何出考试题

清华大学有一年的入学考试,国文题由陈寅恪先生出,其中有一题是对联,上联是“孙行者”,有少数几个学生回答出来,那时以为标准答案是“胡适之”,后来发现”祖冲之”也是一个好的答案。

南方周末:你谈到有兴趣办中学。大学教育和中学有个衔接问题,大陆就是高考指挥棒,很多孩子小学、中学十二年都在为高考读书。理想的招生模式是怎样?

刘炯朗:高中教育跟大学教育是连贯的。在较古老的欧洲教育制度下,“通识教育”是在高中完成的,到了大学就是专业教育,好好准备怎么去做一个工程师、医生了。

我高中毕业时,也看到过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招生的考题,吓死了,一题都做不出来。首先我同意高考制度的存在,为了公平,必须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范围和纲领,题目不能出在这个纲领以外。第二题目不能太难,最好的学生要拿满分,不错的学生起码能够拿到80分、90分。

但假如要选拔最优秀的学生,考试应该没有范围。在台湾,高考要么是一纲多本,一个纲领,很多本书,或者一纲一本,一个纲领,一本教科书。但大学、研究所是多纲多本,到了社会是无纲无本。

的确,今天的考试制度培养出来的学生受了一纲一本、一纲多本的影响,视野变得非常狭窄。很多年前,清华大学有一年的入学考试,国文题由陈寅恪先生出,其中有一题是对联,上联是“孙行者”,有少数几个学生回答出来,那时以为标准答案是“胡适之”,后来发现”祖冲之”也是一个好的答案。

后来有人问陈寅恪先生为什么要考学生对对联,陈先生写了一封信解释他的四个理由。第一,学生对对联可以看出他懂不懂得动词、名词、虚字、实字的分别,第二,可以看出他对声韵平仄的掌握,第三,可以看出来他联想思考的能力是有多丰富,第四,可以看出他对历史、对人文、对社会、对世界有什么了解。

从那么简单的例子就可以看出来,高考考试本身不是坏事,考试是教育过程里一个重要的工具,它帮助我们把学过的东西分析一下,不懂的把它弄清楚,把头绪整理出来,检讨过去学习的方式和态度有什么错误,让老师知道教书的方法和态度有什么要改进。以前,我们考试常常考一些完全没学过的东西!

但现在我们把考试变成一个制造数字的机器,然后用这个机器做各种决定。不要说机器不好,只能说我们没有善用这个机器。

南方周末:你赞同高校完全自主招生吗?比如陈寅恪先生是清华大学的教授,他可以出一套题目考全国所有学生,但清华的考题可以跟北大的不一样。

刘炯朗:自主招生和一起招生完全是一个技术问题。现在清华和北大已经有一点自主的空间,是不是?

假如每个学校单独招生,以目前的高校规模来讲,恐怕是非常庞大的工程,很多学生都希望参加五六个学校的考试!我觉得也没这个必要,可以有一个共同的考试,只要把这个考试的空间放得非常大,自然可以看出哪些学生可以去哪个学校,我并不觉得共同考试是一个缺点。目前在大陆、台湾看到的,是为了种种理由把共同考试变得非常狭窄。

南方周末:选ABCD等各种标准化的答案,是现在较常用的办法;太过主观的题目,可能遇到另外的问题。高校不完全是教育家办学,内部的治理机构也不完善,判分和录取可能会造成不公平。

刘炯朗:对。这有它的理由,为了公平、容易改卷子。

中小学教育

你给我一个爱读书的学生,到了高中、大学,我一定可以把他培养出来,成为一个人才。

南方周末:相比大学,中小学学生似乎更应全面发展?

刘炯朗:既然在大学里应该文理并重,在小学和中学更应文理并重。为什么到高中会分文理?是因为学生的兴趣,还是因为目前的考试制度硬把它们分开来了?高中时每个学生都应学国文、英文、物理、化学,他们的能力绝对可以应付过来,只不过今天的考试制度说,某些学生可以不考数学、物理,他们就不读而已。你给他机会读,而且读了不影响升学,他依然能够读得出来。

小学和初中,读书的内容是不重要的,中小学教育是培养学生读书的习惯、读书的态度、发现读书的快乐。你给我一个爱读书的学生,到了高中、大学,我一定可以把他培养出来,成为一个人才。

南方周末:能和家长、孩子们分享你是怎么做到文理均衡发展的吗?

刘炯朗:我常说,我是一个不中不西、不文不武的人。在美国住了40年,是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中国读书人。我学的是电脑科技,但我对文化,尤其是文学和社会历史有很大的兴趣。

我4岁从广州搬到澳门,在澳门完成小学、中学教育,在蔡高学校。那时没有念大学的可能,没有升学的压力,但我们在老师的诱导、鼓励下,都非常努力读书,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学校的确是培养我们非常广泛的兴趣,文和理是并重的。我也不知道要考物理,还是考国文,我这两个都念,这的确是我个人的经验,到今天还受用不浅。

那时,不但就读书态度跟方法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很多东西,特别是中国的诗词古文我现在还记得。写文章、演讲,我讲到诗词、国文,有人很客气地恭维我为什么你中文的底子这么好,我说这都是我在小学、在澳门蔡高中学打下的底子。

南方周末:天性要自由发展,但要有一个比较宽阔的出口,如果在高考环节卡住,天性就会扭曲了。

刘炯朗:是,现在是不考不学,不考不教,的确要慢慢打破这个做法。

南方周末:是不是要有充分的社会自由办学空间,有各种各样办学理念出来,中小学才有足够选择空间?

刘炯朗:选择的空间不见得是一个最有效的答案。很多年前,台湾看到升学的压力,就说要广设大学,但广设大学不能解决压力问题。以前是僧多粥少,是不是可以改成僧多粥多?但当僧多粥多时,有人就问僧多佛跳墙少,那是不是可以改成僧多佛跳墙多呢?极其优质的教育,总是稀缺的。

光是很多选择,不见得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教育心态、社会心态要改变过来,教育的环境和具体做法要改变过来,整个社会气氛,从家庭到学校、到政府、到公司,都要让人的天性自由发展,那才是最基本的改进。
[文章来源:南方周末 2013-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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